【家风】高文华的家风故事

团结报文史e家2018-07-30 07:17:58

你知道著名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发动者、组织者、领导者是谁吗?他就是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兼北方局书记的高文华。这个被毛泽东主席称为“又高又有文化”的人,其实是位优秀的地下党领导者,他七十年的革命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,他的家风事迹也为人所津津乐道。


高文华


高文华原名廖剑凡,从事地下党时为掩护身份跟外祖父改姓高。他祖上原籍福建顺昌,鼻祖廖刚为北宋熙宁年间进士,曾任御史。据1715年康熙年间《廖氏族谱》记载,廖氏八世祖廖湛惠与南宋名将孟洪等讨伐外贼有功,敕封护国功臣镇守湖广长沙府,世袭指挥使。如此说来,自南宋始,其祖辈在湖湘大地生活了近八百年。


父子闹革命


高文华之父名叫廖若冰,号镇衡,生于1885年。廖若冰很小就过继给族叔抚养,居湖南益阳县道子坪乡(现为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)已历数代。清朝光绪末年,在养父及宗亲的资助下,廖若冰留学日本。留学期间,他接受了同盟会的新思想并成为一位同盟会会员,认为社会落后的总根源是封建帝制的腐朽衰败,只有推翻帝制,才能改造社会,使老百姓从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。回国后,他与长沙、益阳的同盟会会员联络密切,在县城等地积极宣扬进步思想,呼唤民族觉醒,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的新文化。


高文华是廖若冰独子,生于1905年,名湘锜,别名廖去恶,小名廷哥。他出生不久,父亲正为“出国潮”所裹挟。为筹措留学费用,廖家变卖了部分田产并开始举债。廖家世居的南湖圫虽地处城郊,但沟汊遍布,灾害频生。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日渐式微的家道,使他变得意志坚定和性格刚强。而数年后,从东洋留学归来的父亲所抱持的改朝换代的民族民主思想,却深刻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,播下了他毕生追求革命的种子。


13岁那年,高文华到县城南货店当了学徒,一年后去长沙做工。由于自幼受其父等老同盟会会员思想的熏陶,1923年秋至1925年春,思想激进的他在长沙、益阳因组织工潮与资方斗争两度被开除。但这并未改变他追求革命、推翻剥削制度的理想信念。1925年他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,于次年在县城组织了声势浩大有5000人规模的“元宵诉苦灯会”游行,震动了整个益阳。1926年冬,依托蓬勃发展的农会组织,他在南湖圫建立起益阳最早一批基层中共党支部。1927年“马日事变”后,益阳到处可见“画形悬赏,逮捕缉拿”高文华的通缉令,但他不畏环境险恶,机智地隐蔽和转移了绝大部分农会骨干和党的革命火种,并成功地逃往汉口避难。


大革命失败后,由于受儿子高文华牵连,廖若冰逃离家乡,改名廖起吾,先后流落到长沙、宜昌、上海等地长达十年之久。


廖起吾于1937年夏秋之际回到家乡,在丰堆仑廖氏支祠创办小学。学校有学生200多名,8名教师思想进步,大多是中共党员,全由廖起吾物色。时值抗战,课本除从书店购进,还有一些积极宣传抗日和中共党报党刊所载文章。当时,号召学生支持全民抗战的举措遭到排挤和训斥,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一位乡长召集学生开会,要求宣扬不合时宜的“三民主义”的正确路线。待此人走后,廖起吾对学生说:“现在只要是抗日的党,就是正确的党;只要是抗日的主义,就是正确的主义。”


高文华的经历就更加坎坷磨难。1927年至1929年春,他辗转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市,风餐露宿,历经艰险,终于在上海同党中央接上头,随后在汉口、上海、天津和济南等地,从事地下党工作长达15年。


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


特别是在上海中央组织部的三年期间,面对极其严酷的斗争环境,高文华多次临危受命,和妻子先后掩护转移过瞿秋白、鲁迅、夏娘娘等同志脱离险境。1935年党组织派他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兼北方局书记,其间组织北方局地下党发动农民武装斗争,在华北、中原和山东半岛掀起抗日救亡斗争,最著名的是发动组织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,为华北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
高文华任职期间,正值白色恐怖最为严重,党的地下工作者生存极为艰难的时期。史料显示,从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间,顺直和河北省委书记变更有20余次,告密和变节频发,党的组织屡遭破坏,多任省委书记牺牲。高文华在任上数度历险后仍平安归来,被许多人视为奇迹。1937年4月以后,党组织安排他离开白区,留在延安学习和工作。后来人们这样评价他,崇高的革命理想、巧妙的斗争艺术和清正的人格操守,才使他一次次化险为夷,把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。


克己奉公只为党


一直以来,高文华受克己奉公、艰苦朴素的妻子贾琏影响至深,不仅住得简陋,穿的也是洗了又洗的旧衣,生活十分简朴。


贾琏大高文华两岁,她本是廖若冰同盟会老友的女儿,贾父离世时,托故友收她为童养媳。1929年后,她随高文华到石首、武汉、上海、天津等地从事革命斗争。1935年初,高文华负责中共河北省委工作,她也成了省委机关的“内当家”。为保证党组织运转,她锱铢必较,精打细算,费尽心思。1949年后,她先后在电力部和水利电力部等部门任职,曾将单位发放的福利费全部交给福利科去补助生活有困难的人。1981年贾琏逝世,临终前,她将1万元存款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了组织。


1925年入党的高文华,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最高职务为轻工业部副部长、水产部党组书记及全国政协常委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他被确定的行政六级工资,一直保持到了他临终时,时间长达40余年。以他的革命资历,这显然有失公平。高文华却很坦然,“与同资历的人比,算得上是吃亏了,但相比死去的人,我们算是幸运的了。”这样的话,他最后一任秘书井宁不止一次听他说过。


1994年1月高文华病故于北京,他生前唯一的遗嘱是将自己一生从政的全部工资积蓄两万多元,交了最后一次党费。


高文华和妻子平时对两个女儿也要求严格,从没给予特殊照顾和优待,女儿们长大成家后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,都没有得到父母留下的财产。比如长女高鹰,她参加工作就响应党组织的号召,去了东北工业基地,分配到工厂当了工人。她一家老小都住在沈阳市风雨坛街的普通住宅里,与一般工人的生活没什么两样。


51年的银元债


高文华还是一个有情有义、懂得感恩的人。1978年夏,刚从秦城监狱出来,“平反”不久的高文华就回到了阔别51年的家乡。一天上午,在益阳地委书记郭清文陪同下走进南丰村。


见到思念已久的三婶林三元,高文华紧紧抓住她的手不肯松开,嘘寒问暖,感慨万千,连声说:“三婶娘实在是太好了,你弄的牛百叶,我一世都不会忘记!”原来在汉口躲难时,老人待这位侄儿不薄,常买来牛百叶招待他。在益阳,牛百叶可是被公认的佳肴,平时难得吃到。


林三元也接过话茬,对他的牵记和看望连声道谢。尽管多年未见,高文华其实一直都在惦念她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夫妇俩不顾林三元的地主成分,冲破政治阻力,把料子布、滋补品、土特产等从北京寄给她,逢年过节,也常寄些慰问费来。


谈话间,高文华对林三元说:“我还欠你三十块银元哩。”林三元回答道:“那算哒,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喽。廖森林为革命生命都献出了,我这点银元算得了什么?”边说边摆手。高文华说:“这30块银元,可是我参加革命的本钱啊!”在座的听了,都高兴地笑了,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
这究竟是一笔什么钱呢?


1927年,许克祥发动“马日事变”后,大批在湘的中共党员被屠杀。5月,南湖圫的中共党员高文华和廖森林相继逃出虎口,逃到在汉口做木排生意的林三元家避难。因叛徒告密,益阳团防局长曹明阵派人前去捉拿他们。一天,两人在街头暴露了行踪。“啪啪啪”三声枪响之后,一颗子弹击穿廖森林的脸,顿时鲜血直流。刹那间,高文华忙拉低草帽,弯腰装作系鞋带的样子。在特务穷追之际,他转身朝小巷撒腿就跑,一口气逃到林三元在鹦鹉洲的木排上。白天搜捕的来了,他就躲在排下,晚上才上岸活动。廖森林因伤重被捕,不久牺牲于武昌。


这年底,高文华潜回老家南湖圫,国民党特务闻风而至,搭帮回乡过年的林三元精心掩护,他在一户人家猪圈的干粪堆里藏了三天才得以脱险,后化装逃往石首。临走前,他向林三元借了30块银元做盘缠和本钱,一边挑担卖杂货谋生,一边联络党组织,两年后,在上海见到毛泽民才找到党中央。


高文华说:“三婶娘,现在不用银元,用的是人民币,我只能给30元人民币了。”林三元老人说:“银元不要,人民币也不要。”高文华说:“这个账是算不得了,整整51年,30块银元,只能兑30元人民币,但这是我的心愿啊,不要嫌少,您老一定要收下。”一个要给,一个不肯收,看到这里,在座的人都纷纷劝慰老人,恳请她收下,她才伸手接过这笔钱。此刻,大家再一次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
作者:周立志

编辑:陈晓燕 李臣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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